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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昌都战役的结束，西藏的地方政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动。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的成立，标志着西藏的政治版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随着西藏内部政治的剧烈分化，摄政达扎的下台、喇嘛亲政，这些变动无疑为西藏和平解放的进程增添了希望。
在昌都战役前，西藏的行政区划包含波密、三十九族（即丁青）等28个宗（县）。战役期间，解放军成功解放了东部的15个宗，昌都地区的政治版图随之发生变化。当地的上层人士和普通百姓，逐渐意识到人民解放军并非像清朝、民国或藏军那样的侵略者，而是为了藏族人民利益而来。解放军执行的民族宗教政策，也让他们看到了希望。
展开剩余82%事实上，在昌都战役之前，中共西藏工委已经在甘孜做出了重要决策，为了不完全激化局势，工委决定与西藏地方当局保持一定的余地，争取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。虽然根据当时的形势，无法立即建立人民民主政权，但通过与土司、官员以及僧俗各阶层的沟通，成立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。
1951年1月1日，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正式成立，并开始向其他宗派驻派军事代表，为昌都地区的解放工作铺路。随后，12个县的解放委员会也相继成立。这一过渡性政权，实际上是对西藏未来政权体制的调整，并受中央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。它既不同于之前的昌都总管府，也并非完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的代表。它代表着两种政权体系的并存与融合。
昌都战役的胜利，不仅震动了西藏地方政府，也让西藏僧俗百姓感到极大的震动。问题随之出现：西藏地方政府该如何选择？是顺应中央的号召，派代表与中共中央进行和谈，还是继续倚靠外国势力，进行“西藏独立”之类的活动？拉萨的各阶层人士陷入了激烈的讨论与不安。
在1950年10月20日至25日的几场重要会议中，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开始商讨对策。会上，持不同意见的派系之间展开了激烈辩论。一部分人认为，承认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，是对“教主”尊严和西藏佛国独立自主的保证，建议派代表前往昌都与人民解放军谈判。然而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局势已经不可收拾，建议采取更为激烈的措施，甚至主张DALAI喇嘛离开拉萨，以求外部力量介入。面对局势的复杂性，西藏当局在困境中选择了“求神决策”的方式。
10月26日，西藏地方当局请来了两位神汉到罗布林卡，通过占卜来决断。结果表明，DALAI喇嘛亲自主持政务，能够消除西藏的灾难并维护政教的昌隆。于是，摄政达扎不得不辞去职务，16岁的第十四世DALAI喇嘛提前于1950年11月17日亲政。
这场政治风波的背后，反映出藏区权力的激烈争斗。昌都战役的失败，使得很多人开始指责达扎的决策失误，并在布达拉宫前贴出了要求他下台的揭帖。与此同时，西藏上层的政治分化愈加严重，摄政达扎的下台也象征着西藏分裂势力的一次重大挫折。
昌都战役的胜利，震撼了西藏，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。印度、美国等国一直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能进驻西藏，而昌都战役的结果无疑激化了他们的反应。印度不仅命令驻藏机构不撤离，还秘密向西藏提供武器援助。随后，印度政府对中国发起了一场外交攻势，三次对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，要求中国停止军队进入西藏。
对此，中国政府坚定回应，强调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解放军有权进驻西藏。毛泽东批示：“西藏是中国内政，任何外国无权干预。”在外交上，中国坚持强硬立场，10月30日和11月16日的外交照会中，明确重申了这一立场，要求印度停止对中国内政的干涉。
与此同时，美国也在背后大肆宣传中国“侵略西藏”，以便为西藏分裂势力提供支持。11月1日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责中国解放西藏的行动是“侵略”，并威胁称这将引发严重后果。为了对中国施加压力，印度在边境增兵，并加大了对西藏问题的干预力度。
然而，西藏地方当局依然未能放下幻想，仍然希望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外部干预，特别是联合国。10月下旬，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刚刚跨过鸭绿江时，西藏地方政府便与印度政府开始商议，尝试通过联合国来获得国际援助。西藏当局希望联合国能干预，像当年朝鲜问题一样拯救西藏。然而，联合国的答复并不如西藏方面所愿，呼吁书并未引起联合国的正式关注。
在外交失败后，西藏地方当局又开始寻求其他解决方式。1951年初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团通过与外部势力的沟通，尝试争取更多的支持。而同时，DALAI喇嘛则决定亲自离开拉萨，前往亚东。此举使得西藏地方政府形成了拉萨噶厦与亚东噶厦两派，并为日后发生的事情埋下伏笔。
在DALAI喇嘛离开拉萨的同时，西藏地方政府的重宝——大量金银财宝被秘密转移到印度，以备不时之需。1959年，西藏上层叛乱爆发时，这批藏匿在印度的财富成为了支持分裂活动的物资基础。
DALAI喇嘛的出走引起了西藏百姓的极大忧虑，三大寺曾请求他返回拉萨，认为这将是西藏政教稳定的关键。上层人士中，也有人主张与中央政府谈判，和平解决西藏问题。
然而，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谈判并非一帆风顺。1950年，西藏曾派出使团前往印度与中央政府进行接触，但其目的并非真心与中央达成共识，而是通过推迟谈判，寻求外部支持。西藏代表团甚至在印度等待了数月，期望通过印度的干预达到独立的目的。
中央政府的回应则明确而坚决，毛泽东主席指示西藏代表团必须来北京谈判，而非通过其他中立地区进行。周恩来则在多次与西藏代表团的接触中，提出了中央政府的立场，即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，谈判地点只能是北京。
最终，西藏代表团的拖延策略并未能够改变中央政府的坚定立场。西藏地方政府失去了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机会，也错过了和平解放的最佳时机。至此，西藏问题进入了新的阶段，直至后来发生的更为复杂的历史事件。
（正文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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